甘丹赤巴作為藏傳佛教格魯派最高教職之一，其選拔制度、宗教權威與文化影響力，體現(xiàn)了藏傳佛教體系與中華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深層互動。甘丹赤巴制度不僅承載著藏傳佛教的宗教思想，在政治認同、文化交融和學術傳承層面與中華文明形成有機聯(lián)系。甘丹赤巴制度也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實踐，其歷史演變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包容性與延續(xù)性。

首先，甘丹赤巴度體現(xiàn)著“以德為先、以學為基”的傳承理念，與中華文化中“選賢與能”的治理智慧不謀而合。

其次，甘丹赤巴不僅是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更是藏族文化的守護者與傳承者。他們主持編撰經(jīng)典、建立學修體系、培養(yǎng)僧才，使藏傳佛教的哲學思想、醫(yī)學歷算、藝術建筑等得以系統(tǒng)保存和發(fā)展。這種對知識體系的系統(tǒng)化整理與傳承，與中原文化“修史立典”傳統(tǒng)遙相呼應。

其次，甘丹赤巴制度所體現(xiàn)的文化傳承模式，深深根植于中華文化“和而不同”的哲學土壤。中原地區(qū)的書院制度與雪域的經(jīng)院教育、辯經(jīng)選拔，雖形式各異，卻共享著“尊師重道”、“知行合一”的文化內(nèi)核。這種跨越地域與民族的精神共鳴，正是中華文化強大包容性的體現(xiàn)。

再次，歷史上多位甘丹赤巴與中央政府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明清時期，朝廷對甘丹赤巴予以冊封認可，形成“政教相輔”的治理格局。這是不同文化體系在保持各自特質(zhì)基礎上的相互尊重與借鑒。甘丹赤巴制度正是在這樣的文化互動中，既保持了藏傳佛教的特色，又融入了中華文明的整體框架。

“甘丹寺”是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坐落于西藏拉薩東，為格魯派祖庭。“赤巴”意為住持，擁有這個頭銜者，便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教務領袖。該職位不依賴轉世傳承，完全憑個人佛學修為與經(jīng)地方政府考試選拔而定，任期一般為七年。

公元1409年藏歷正月，佛學大師宗喀巴洛桑扎巴(1357-1419)在拉薩主持召開規(guī)模盛大的祈愿法會，聲名遠播；同年，他主持建成甘丹寺。這兩件大事，被視作格魯派正式創(chuàng)立的標志，甘丹寺也由此成為格魯派祖庭。寺院建成后，宗喀巴親任住持，成為首位"甘丹赤巴"，此后，甘丹赤巴便被譽為為格魯派教主，這一規(guī)制延續(xù)至今。

甘丹赤巴的選任制度獨具特色，與其他寺院寺主的傳承方式截然不同：它重佛學造詣而輕出身，通過層層嚴苛考試選拔賢能，歷任者多為一代佛學宗師。1419年，第一任甘丹赤巴宗喀巴大師圓寂前，將衣缽傳予大弟子賈曹杰，賈曹杰由此成為第二位甘丹赤巴。至清末，這一職位已傳承至第九十六任。值得一提的是，歷任甘丹赤巴圓寂后均可轉世，由此開啟活佛轉世系統(tǒng)，且有資格成為地方政府攝政的侯選人。

在藏傳佛教的傳承與發(fā)展史上，歷任甘丹赤巴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被公認為宗喀巴上乘教法的代言人。他們在宏揚教派教義，建寺弘法，著書立說，培育人才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貢獻。

本書《歷代甘丹赤巴傳》由三部分合編而成：

第一部分以中國佛學院原院長法尊法師(1902-1980)編著的《宗喀巴大師傳》為底本，記述第一任甘丹赤巴事跡。

第二部分節(jié)選自藏學家索南才讓(許德存)翻譯的藏文典籍《黃琉璃寶鑒》，收錄第二至第四十七任甘丹赤巴傳記。

第三部分涵蓋第四十七任至七十一任甘丹赤巴傳記，由藏學家久美多吉，仁增才郎，官卻三智依據(jù)藏文古籍翻譯(藏文原著藏于塔爾寺卻西活佛院)，原藏文作者不詳，傳記多為卸任甘丹赤巴的弟子所記。說明：原藏文傳記中，第七十任，第七十二及九十六任僅存人名，無具體事跡，本書亦照此譯出。此外，因全書由三部分組成，翻譯者不同，時間跨度較大，行文風格與詞匯選用存在差異，特此說明。愿一切吉祥。

這部由張國臣主編的《歷代甘丹赤巴傳》漢文版，近日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