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西藏建筑藝術的成就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 ：一是藏傳佛教寺院建筑在元代迎來了新的發展階段，它所帶來的新樣式，尤其是經堂建筑模式，對后來的西藏經院式建筑藝術模式有直接的奠基作用。有元一代，代表著西藏寺院建筑經典之作的薩迦寺、夏魯寺，其最為突出變化還是漢藏建筑藝術風格的融合，無論是薩迦南寺方形城堡式建筑樣式，還是夏魯寺綠釉琉璃瓦建造的漢式歇山頂和飛檐翹角，都有力地證實元朝西藏宗教建筑特有的新氣象。二是一種新型的“喇讓”建筑類型的出現，作為薩迦地方政府的官衙或法王的府邸，它顯然體現了西藏早期政教合一制度在建筑上的物化，因而這種建筑樣式在西藏的建筑史中也就具有特殊的意義。“頗章”、喇讓”建筑林立，可謂是薩迦派寺院集團自元朝以來出現的一大景觀，它反映了薩迦王朝作為西藏最早的政教合一政權的歷史文化特色。元朝西藏建筑出現的這些新的發展與變化，得力于薩迦派受到元朝中央政府強有力的支持，例如 1268 年薩迦本欽釋迦桑波在建造薩迦南寺佛教大殿與都卻喇讓時，能夠從衛藏地區十三萬戶抽調人力物力，這顯然是之前的宋朝及之后的明朝時期一般教派所力不能及，而唯有清朝格魯派建造布達拉宮時才可能有過的情形。因此，元朝的西藏建筑藝術，雖然發展時期并不長，但這些新的變化與發展本身，在西藏建筑史上卻有著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元朝藏傳佛教寺廟建筑整體的發展模式與宋代西藏有較大的區別，一317是時期長短不同 ；二是涉及教派不同 ；三是建筑藝術的影響源不同。宋朝長達三百年，正是后弘期藏傳佛教寺院文化進入教派初創，教派支系形成，各教派主寺院與子寺院建設的重要時期，此時寺院建筑的繁榮昌盛不僅遍布西藏各個地區，也遍及各個教派 ；而元代不足一個世紀，宗教政策上又獨尊薩迦派，因此，元朝西藏宗教建筑得到重大發展的也主要是薩迦派和一些在薩迦王朝時期改宗薩迦派的寺院 ；當然，也正是由于薩迦派與元朝統治集團的特殊關系，藏漢文化的交流亦得加強化，因此，元朝西藏寺院建筑，無論是建筑格局、建筑樣式還是飾件技術，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元朝內地建筑的影響，甚至出現了西藏建筑史上不多見的漢藏合璧式建筑樣式的經典之作——薩迦南寺與夏魯寺建筑藝術。
元朝西藏建筑類型可大分為兩種類型 ：第一種是喇讓性質的地方政權或王公貴族府邸的建筑類型 ；第二種是寺院建筑類型。
一、西藏的宮殿或府邸建筑
元朝時期的地方政權或王權官邸建筑又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后藏地區薩迦王朝的喇讓建筑類型 ；另一種是西部阿里古格王國城堡建筑類型。這兩者雖然用途與功能大致相似，但卻因為地理環境、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顯示出不太相同的建筑面貌與風格。比較而言，薩迦王朝的“喇讓”官邸建筑類型與阿里古格王宮建筑類型，還是有比較明確的區別的，主要反映在建筑職能上的區別，另外建筑樣式的淵源似乎也不太相同。然而這兩種建筑樣式的出現本身，對西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建立，卻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薩迦教派的“喇讓”建筑
出現于元朝薩迦派的“喇讓”建筑最初大抵源于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薩迦教派高僧處理私人事務的辦事處，后來成為昆氏家族重要支系的府邸，并逐漸演變成一般行政機構辦事官邸。值得注意的是“喇讓”這一類型的建筑，在西藏與青海藏區兩地似也流布出不同的傳承，在西藏地區，尤其是衛藏地區“喇讓”主要演變成為重要教派的“頗章” 漢文直譯為“宮殿”），更接近教派領導人的行政官邸兼寢宮 ；而在青海地區，“喇讓”這一名稱仍在延續，是寺院中不同系統活佛的府邸，在功能上更接近元朝最初的起源。由于薩迦派與元朝皇室在政治與宗教上的特殊關系，元朝統治階段在元朝基本上采取了獨尊薩迦派的做法，給予薩迦派以管理西藏地方事務及統領全國釋教的特權，是故，這個原本偏安后藏西部的薩迦派不僅獲得政治上極高的榮譽，還因此得以大力發展自己的教派，一躍成為西藏最有勢力的教派。為了能夠適應薩迦派的這一新的巨大的變化，薩迦派從八思巴時代開始，便開始建造一種在功能上接近今天藏區大寺院內的活佛府邸的“喇讓”（亦稱“頗章”）建筑（見圖 1）。

寺的平面示意圖，示意圖中拉康喇讓的建筑物便是元朝時由八思巴大師授意建造的第一座“喇讓”建筑。據史載，1268—1274 年期間，幾乎是與建造薩迦南寺大佛堂同時，薩迦派領導人便在薩迦大殿南面建立了“拉康喇讓”，即法王喇讓（亦稱法王頗章）[1]，拉康喇讓為三樓一頂式建筑，其高度與康薩欽莫大殿大致相等，該喇讓在八思巴 1276 年返回薩迦時已經落成，并成為八思巴在薩迦南寺內的駐錫之地，1280 年八思巴也是圓寂于這座法王喇讓。八思巴時代，薩迦王朝的四大喇讓均已建成，其中三大喇讓，即仁欽崗喇讓、都卻喇讓和細脫喇讓，均位于仲曲河北岸本波山腳下的北寺一帶，只有拉康喇讓建在薩迦南寺康薩欽莫大殿的南側。“喇讓”建筑最初只是作為薩迦派最高首領的私人居所和處理他私人財產的建筑，但后來便逐漸成為薩迦王朝掌管地方政權的官邸。薩迦王朝出于管理西藏的政權需要，在很短的時間里便修建了薩迦昆氏家族的四大“喇讓”，四大“喇讓”中除拉康喇讓外，其余三個喇讓都集中在仲曲河北岸的薩迦北寺一帶。由此看，薩迦南寺、北寺自元朝時分工已逐漸明確，薩迦主要佛殿和法王頗章集中于南寺，南寺顯然已成為薩迦教派的宗教圣地 ；而北寺這邊佛殿個體面積較小，布置分散，但多“喇讓”，烏策大殿后來成為薩迦寺的圖書館，而其東側的南朔拉康，后期則已經成為地方行政機構所在地，它的旁邊則是細脫喇讓。2005—2007 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張建林研究員通過對北寺目前較大的都卻喇讓遺址的清理發掘，認為都卻喇讓（圖 2 中的“德確頗章”）為早期建筑，目前遺址內的建筑大致分為三組，呈品字形排列。這三組建筑的功能分別是Ⅰ區是法王寢宮，由大廳和臥室等組成，大廳內墻局部尚保留有壁畫遺跡 ；Ⅱ區后來成為藏藥加工廠，清理出不少加工藏藥的工具和藏藥原材料等遺物 ；Ⅲ區是護法神殿，清理出排列有序的護法神塑像殘部 [2]。 ? ?

（二）阿里的古格王宮建筑遺址
古格王宮建筑的源流，從淵源上看，直接繼承的是吐蕃王朝贊普的宮殿建筑傳統，這與西部阿里三圍諸小王國的國王在血統上是承襲著吐蕃贊普世系的出身相關。而這種王宮城堡式建筑類型，后來又被清朝初年格魯派達賴喇嘛系統修建的拉薩布達拉宮所繼承。因此這一系統的宮殿建筑，從一開始就具有比較明確的王統的色彩，也是西藏社會極為發達的宗教建筑群中不太多見的體現王權統治色彩的城堡建筑。這樣的宮殿城堡在建筑上的特點也很突出。
1. 古格王宮遺址建筑具有宏大規模，阿里地區的古代城堡因其通常總是依山而建，往往更能凸顯其巍峨雄偉的氣勢。
2. 職能上的綜合性。很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區特有的地理環境，城堡建筑往往是古格王國的首選類型，而這種城堡本身，也就決定了王宮遺址中建筑類型的多樣化。建筑遺存就功能劃分有宗教建筑、居住遺跡、倉庫設施、軍事設施、道路和暗道等 ；而就建筑類別來分，有房屋、碉堡、窯洞、塔、防衛墻等 ；兩者往往交錯在一起，如宗教建筑中的殿堂屬于房屋類，供佛洞又屬于窯洞 ；同時居住遺跡亦包含房屋和窯洞兩種，王室成員與貴族居住房屋，而普通百姓則居住窯洞。與薩迦派創建于元朝的“喇讓”建筑在職能上相對比較單一的性質，形成較大的區別。
3. 古格王宮建筑的思想基礎還是王權凌駕于宗教之上，雖然王室對宗教的尊崇在宗教建筑上體現得很清楚。1985 年西藏文物普查隊的調查報告里提到 ： 古格政權的特點就在于自始至終保存著王權的獨立性和至尊地位。這不但在史籍中有所記載，古格故城壁畫中的一些畫面也反映了這一情況。拉康瑪波（紅殿）的‘禮佛圖’中，王室成員居無量壽佛左側，依尊卑秩序排列，僧侶居佛左側，僧俗分明，不相混雜……從古格故城的建筑布局也可看出，王宮、議事廳等建筑全部位于山頂，形成一個居高臨下的王宮區，而佛教殿堂寺院卻主要分布在山坡或山腳下，明顯以王宮為中心，而不像薩迦政權、帕竹噶舉政權及后來的格魯派政權那樣以寺院為中心。”[3]
4. 非常突出的軍事防御性質。薩迦南寺壁壘森嚴的城墻雖然也顯示出明確的防御性，但軍事色彩并不明顯。比較而言，西部古格王國在歷史上顯然面臨著更多的被侵略或被威脅的危險，“為了抵御外部入侵，古格王國把都城和一些下屬治下的城堡都建成了一個個軍事據點，尤其是古格故城的軍事防衛設施建筑，堪稱是西藏建筑中防衛設施的杰作”[4] 古格王宮遺址在城址的選擇上，首先把軍事防衛作為一個重要因素來考慮，故城所在的土山、南半部三面都是懸崖，險不可攀，山頂的最高臺地則四面臨崖，筑一周防衛寺并夾以碉堡，僅有一條隧道通往北側坡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王宮區就建在山頂臺地上，居高臨下，總覽全城，東、西兩山谷及北部開闊地甚至象泉河谷地也盡收眼底，整個故城的防衛設施布局是經過精心設計、周密配置的，守則堅、攻則便，完全是一套成熟的立體防衛體系 [5]。另外，在古格故城遺址里還遺留下種類繁多、制作精良的兵器，其中有近距離的格斗兵器，遠距離的殺傷兵器和自身防御兵器，如果沒有頻繁的戰爭和防御上的迫切需要，古格人不會把如此多的物力和人力投入到軍事設施建筑、兵器制作等方面上來 [6]。
總之，古格王宮建筑與薩迦教派的“喇讓”建筑，雖然在性質上主要屬于世俗與政權結合的產物，但在起源上卻是有差別的 ：古格王宮建筑從王權世俗建筑起源，王宮遺址中確實有不少的佛教建筑，也顯示出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古格王國并不從屬于某一教派，且王權一定凌駕于教派或宗教之上，這點與吐蕃王朝時期贊普政治體系是相同的，贊普家族根據政治的需要選擇自己所需的宗教，苯教或者佛教，漢傳佛教或者是印度佛教等。古格國王也同樣根據政治的需要選擇教派作為本國的國教，直貢噶舉派、薩迦派抑或是格魯派，在古格王國滅亡的最后一段時期，古格國王甚至選擇基督教作為國教，并最終因為這一冒險的選擇而使國王派政治勢力與格魯派宗教勢力之間的矛盾激化，從而導致偏安西部 700 余年的古格王國最終滅亡。而元朝的薩迦王朝的基礎是薩迦教派，政權出自于教派，從而發展出西藏中世紀最重要的政教合一制度的范式。從這個角度看，清朝時格魯派修建布達拉宮，其建筑思想應當是結合了古格王宮建筑與薩迦王朝“喇讓”建筑兩種世俗性建筑類型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是象征著王權的宮殿城堡式建筑，另一方面是教派系統的政治化與世俗化。
二、元朝西藏的寺院建筑
元朝不僅是薩迦派在政治與宗教上獲得最大發展的時期，也是薩迦派寺院建筑藝術的輝煌時期，據藏文史料文獻記載與新中國以后歷次對薩迦寺古代寺院群的考古調查與記錄，薩迦南寺是目前西藏自治區境內保存相對完整的元代藏傳佛教文化的建筑群（雖然以后歷代有一定的擴建與增設），與此同時，薩迦北寺在元朝時也迎來了它的另一個擴建與修繕的高峰期。北寺目前也保存了一定數量的元朝建筑遺跡。
據《薩迦世系史》、《漢藏史集》等藏文文獻記載，薩迦南寺的建造與完善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 13 世紀后半期，即 1268—1274 年間的第一任烏思藏本欽釋迦桑布與第二任本欽貢嘎桑布任職時期 ；第二個階段是在 13 世紀末至 14 世紀初葉，即 1295—1305 年間，此時正值阿迦倫出任第九任烏思藏本欽，夏爾巴絳漾仁欽堅贊主持薩迦寺時期。第一個階段直接與八思巴作為當時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帝師，正處于“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如日中天的高貴地位有關 ；而第二個階段雖然八思巴已經圓寂，但薩迦派的勢力仍是炙手可熱之時，不僅源源不斷地向元大都北京元朝中央政權持續輸送著繼任的國師，執掌著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僧俗統治大權，也因為元朝統治者重新恩寵達尼欽波而加強了薩迦派內部的力量。兩個階段雖然之間相隔 20 余年的時間，但這兩個時段均處于薩迦派與元朝統治集團政治上的上升與鼎盛時期，薩迦南寺的建造，正是在調配了整個烏思藏各地的人力基礎上，才可能成為集中體現薩迦王朝非同尋常氣魄的一組宏偉雄奇的古建筑群。
薩迦南寺是一座城堡式的宏偉建筑群，平面呈方形，總面積 14760 平方米。主體建筑是大經堂，即“康薩欽莫大殿”，座西朝東，門向東開。經堂總面積為 5775 平方米（闊十一間，深五間，四十柱，為一橫的矩形殿堂），四周建有高達 16 米的板筑土墻，墻體厚 3.5 米。大經堂正殿由 40 根巨大的木柱支撐直達殿頂，最粗的柱子直徑為 1.5 米，細的也有 1 米左右。其中最著名的柱子是前排中間的 4 根。關于這 4 根柱子有兩種說法，第一種是四大名柱說，即“忽必烈皇帝柱”（Se-chen-ka-pha），據傳為忽必烈所賜，因忽必烈是修建薩迦南寺的最大施主，故以皇帝之名命名此柱以示紀念 ；猛虎柱（sDag-bo-ka-pha）相傳此柱由一猛虎負載而來 ；野牛柱（bzong-bo-ka-pha）傳說為一頭野牛用角頂載而來 ；墨血柱（Nag-bo-gzag-izag-ka-pha），據說該樹巨大且有神性，伐樹時流出黑血，故以此名。第二種說法是這 4 根最大的頂柱名為“加那薛禪杰布卡瓦希”，意為 4 柱是由元朝皇帝忽必烈賜給的 4 根頂柱。一層大經堂高 10 米，上面還有一層。元朝西藏重要的寺院建筑的重要經典之作，同樣不能不提到后藏日喀則地區的夏魯寺。這座始建于宋初后弘期初期的古老寺院在元朝迎來了她發展的黃金時期。夏魯寺在元朝時的重建，有兩個重要的背景 ：第一個重要背景便是擔任夏魯萬戶長的戒氏家族由于與薩迦昆氏家族聯姻，作為薩迦昆氏家族的舅父一系，夏魯寺修繕時，便得到元廷的直接資助與扶持 ；第二個重要背景則是由于著名的藏傳佛教大師布敦仁波欽主持于夏魯寺，因而它的修建過程本身便也顯示出不同凡響的特色 ；而這兩個重要背景，都為夏魯寺在元朝時的重建與修繕，增添了相當特殊的歷史文化的蘊意。夏魯寺的建筑風格相當獨特，在西藏寺院建筑唯它為典型的藏漢合璧式建筑，底層主殿為集會大殿屬于藏式結構，二層則是漢式四合院布局，軸線明確，東西配殿左右基本對稱，四個殿堂均有漢式琉璃歇山頂和飛檐翹角 [7]，尤其是其綠色的琉璃瓦，遠遠望去非常獨特。
元朝時期得到較大發展的主要是薩迦派寺院，一段時期里，大凡薩迦派高僧大德走到的地方，例如衛藏、藏北、安多藏區以及河西走廊等，不僅許多寺院的創建與薩迦派直接相關，更有不少早期的寺院在元朝時一度改信于薩迦派。
前者如青海安多藏區，不少寺院最初的建立便是在薩迦派的直接影響下創建的，例如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的夏瓊寺、隆務寺等創建于元朝末年的寺院，最初均是由薩迦派僧人所建，夏瓊寺因宗喀巴大師早年在這里修行，后來成為格魯派的發祥之地 ；而隆務寺最早建于元朝末年，在 1426年時又由薩迦派高僧三木旦仁欽擴建發展，之后由于其弟羅哲僧格佛學知識淵博，被明朝宣德皇帝封為“弘候妙悟”國師，故明萬歷年間改宗格魯派。
甘肅省內河西走廊在元朝時也是薩迦派、噶舉派十分活躍的地區，河西地區早在蒙元尚未統一全中國的半個世紀前已是蒙元軍事集團向西北、西南開發的重要據點，13 世紀中葉，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智達、第五祖八思巴等薩迦派領袖人物在河西走廊東端的涼州府活動頻繁，不僅與蒙古族皇室成員建立起蒙藏民族之間最重要的政教聯合，更以此為契機，進而與元朝統治集團建立了密切的關系。這以后薩迦派在河西地區的傳教活動勢頭亦是愈演愈烈，河西走廊藏傳佛教空前盛行。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莫高窟北區，大片洞窟群的考古發現證實，元朝時期，這里是藏傳佛教僧侶們的修行地 ；而敦煌、安西、張掖、武威等地蒙元時代的石窟寺壁畫的發達，也證實這些地區，尤其是甘州（張掖）、涼州（武威）兩地是蒙元時期藏傳佛教，尤其是薩迦派香火甚旺的地區。蒙元時期，薩迦?班智達按佛教天地生成的理論，在涼州創建了涼州四部寺（這些寺院不全是當時新建的寺院，有些是薩迦巴將原來的佛寺改為薩迦派的寺院 [8]），四部寺以涼州城為中心，象征佛教之須彌山，東南西北四部寺象征世界之四大部洲，這四部寺便是涼州城東南之白塔寺、西南之金塔寺、西部之蓮花寺、西北之海藏寺。另外涼州一帶的霍家寺、安國寺、多塔寺、大佛寺（天梯山石窟寺）、慶平寺、白蓮寺、相排寺和金剛亥母極樂寺等，也多為薩迦派與噶舉派的寺院。甘州著名的宏仁寺（大佛寺）、西來寺、白塔寺、崇慶寺、佑善寺、圓通寺等在西夏蒙元時期也大多如此。
后者多是元朝改宗薩迦派的古剎，這類古寺多年代久遠，吐蕃時期多屬于寧瑪派，至元朝薩迦派執掌藏地政教大權時便不免改宗薩迦派，待清朝時格魯派一統藏區時，又改宗格魯派，例如山南地區的桑耶寺、山南扎囊縣的扎塘寺等都在一段時期內改宗過薩迦派，但這類寺院自然也存在著當薩迦派政治勢力衰退之后又改宗其他教派的可能性，例如相當部分寺院在清朝以后便又改宗格魯派了。
三、寺院建筑形制的演變
北京大學考古系的宿白教授在對西藏歷代寺院建筑的平面布局、基本形制和建筑飾件樣式（主要是寺院佛堂中的柱頭托木樣式）進行整理與研究的基礎上，將衛藏地區的寺院發展演變史分成了五個時期，而將西部阿里古格地區的寺院發展史分成四個時期（阿里地區的佛教建寺活動始于后弘期之初的 10 世紀 ；而衛藏地區的建寺活動早在前弘期的吐蕃王朝時期便已開始 ；這也是為什么衛藏地區會比阿里古格地區多一個時期的緣由）。如果要將中部衛藏地區與西部古格王國的建筑階段相互對應，那么，古格地區的一期當會與衛藏的二期相對應，而古格地區的二期相當于衛藏的三期，并依次類推下去。在宿白教授的這個分期里，元朝時期正好與衛藏寺院的第三期、西部古格地區寺院的第二期相當（13—14 世紀）。此一時期西藏的寺院建筑，在布局平面與建筑形制上有兩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以薩迦南寺康薩欽莫大殿和夏魯金殿為代表的出現了新的布局變化的寺院類型（見圖 3），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稱這一種類型為 A 類型；另一種是雖然也顯示出一些變化、但更多是繼承了早期衛藏寺院建筑傳統的寺院類型，例如建于 13世紀后期的噶當派修建的日喀則那塘寺措欽大殿（見圖 5），14 世紀中葉修建的山南地區扎囊縣的亞欽寺的經堂，另外如前所述的古格王國托林寺內的杜康殿及古格王宮遺址（古格故城）王宮區Ⅵ區以 F27為中心的寺院遺址等，也

圖 3 薩迦南寺康薩欽莫大殿初建時平面示意圖
都屬于這一類，古格地區 14 世紀以前主要是噶舉派內的直貢噶舉派在該地區傳教，早期古格佛寺多隸屬于直貢噶舉教派。這一類我們稱
之為 B 類型。一 般 而 言， 第 一 種 類 型（A類型）主要還是以薩迦派或與之關系密切的教派（如布頓活佛傳承的夏魯派）；而第二種類型（B 類型）則主要是噶舉派中的諸支系。由此可見，兩者的不同更多的還是反映在第一種類型的寺院與元朝政治及圖 5 日喀則那塘寺覺岡大殿平面圖?

統治集團關系密切，政治上的強勢也反映在建筑的規模與形制上，而第二種類型多是與政治關系不很密切的教派，它們一方面較多地繼承
了衛藏地區早期寺院建筑的模式，但在元朝時期這一整體形勢下，也多少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B 類型較多地繼承了衛藏早期寺院傳統模式，但新的變化已然出現。早期寺院建筑多以佛堂為中心，圍繞著佛堂的外匝建轉經甬道（禮拜道），佛堂前面設立經堂部分，但佛堂與經堂面積均比較小（見圖4，乃東縣玉意拉康一層平面圖）。
圖 4 是乃東縣玉意拉康一層平面圖，該建筑一層前設門廊，經堂，后接繞設轉經甬道的佛堂，這一圈轉經甬道外圍的左、后、右三面另設第二環外轉經甬道。這種平面格局與山南桑耶寺烏策大殿的平面布局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規模大小 ；另外除了它多設立了外轉經甬道這一點外，其余部分與 11 世紀末葉創建的山南扎囊縣境的扎塘寺一層平面布局也很相似。新的變化出現于 13 世紀中葉，后藏日喀則那塘寺的覺岡大殿（卻康殿，即那塘印經院，見圖 5，那塘寺覺岡大殿平面圖）建于 13 世紀中期，大殿南向，入門右側有東向小室，有門道，門道后原是闊、深七間、四周繞有回廊的大天井，其后為闊九間、深三間的經堂。經堂后為周繞轉經甬道的佛堂，佛堂闊七間、深三間，呈現為橫矩形。“經堂與佛堂部分似多舊制 ；而經堂前言周繞回廊之大天井和經堂兩側的小佛堂則俱非原式”[9]。而覺岡大殿佛堂、經堂與轉經甬道的平面布局與建于 13 世紀后期的薩迦南寺康薩欽莫大殿原初格局顯然是很相似的。如果將那塘寺覺岡大殿佛堂、經堂及轉經甬道部分與玉意拉康底層平面圖作比較，不難發現，其變化主要反映在 13 世紀以后建造的殿堂，其佛堂、經堂的面積都明顯擴大，尤其是加大了橫向（闊）的擴展，佛堂與經堂合起來整體看為方形，而佛堂與經堂分開看，便成了兩個橫向的矩形，這與早期佛堂呈縱向矩形，前面的經堂呈橫向矩形的平面布局有所不同。當然后來的演變方向便是橫向（闊）尺寸不變或變化不大，再擴展時便不斷拉長縱向（進深的）尺寸了，例如阿里托林寺的杜康殿等。佛堂、經堂，尤其是經堂部分面積的擴大，原因很簡單，是因為進入到 13 世紀以后，各教派受授的學僧數量在增加，誦經的地方亦需要隨之增大。

建于元朝 B 類型的寺院佛堂，與 A 類型區別較大的方面一是從建筑規模上看，沒有 A 類型那樣宏大氣派 ；二是一般沒有顯示出其突出的防御設施 ；三是其寺院建筑布局與建筑材料與技術，受內地影響較小，而更多因襲西藏之前的寺院建筑布局。如 13 世紀后期噶當派建造的那塘寺大殿，便繼承了拉薩曲水的聶塘度母佛堂的形制，仍保留著轉經甬道圍繞著橫長矩形佛堂的早期樣式，但擴展了佛堂前經堂的面積 ；另外西部阿里古格王國托林寺的杜康殿也顯示出同樣的形制特點。
如前所述，A 類型寺院建筑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其主要變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一）此一時期的寺院建筑，從建筑形制上要比前期（衛藏地區的第二期，即宋代）寺院的佛殿更擴展了佛堂、經堂和環繞佛堂、經堂的大禮拜道（轉經甬道）。這一點在夏魯金殿的平面格局中更為突出。建于 14 世紀前期的夏魯金殿佛堂與經堂的基本布局，與 13 世紀的那塘寺覺岡大殿和薩迦南寺康薩欽莫大殿相比較，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其突出特點便是從一個橫長的單一佛堂轉變成由正面雙佛堂與東西配殿相呼應的“品”字形布局（參照圖 6）。而這種佛堂布局對 14 世紀以后的西藏寺院佛堂建筑有明顯影響，14 世紀帕木竹巴絳曲堅贊重建乃東昌珠寺大殿時，其橫長的主要佛堂便也分截成若干個小佛堂，與夏魯金殿的佛堂布局頗類似。 ?

(二）大殿的入口處加修向前凸出的門庭，薩迦南寺的康薩欽莫大殿如此，夏魯金殿亦如此，所不同的是夏魯金殿凸出的門庭部分（該殿的護法神殿，即為貢康部分）可能是該建筑的早期遺留（11 世紀前期的遺跡），也就是說，夏魯金殿是在這個門樓的基礎上，于 14 世紀前期重新修建起來的三層大殿。大殿入口處加修凸出的門庭的這一建筑形制，對后世的西藏大經堂建筑的影響很大，明清時期格魯派寺院的大經堂，不僅大都采用了同樣的門庭，且門庭本身高大寬闊，加上數十級臺階，更增加了大殿雄偉的氣魄。
（三）寺院大經堂外圍的大禮拜道的外墻一般會作加厚的處理，例如薩迦南寺的康薩欽莫大殿和夏魯金殿的大禮拜道（轉經甬道）的外墻體都很厚實。加厚大范圍的大殿轉經甬道之外墻，實際就是在大殿內壁外圍又筑起一匝牢固的外壁，而修建大殿入口處的凸出門庭的目的與加厚大殿本身墻壁的目的，其實都是出于防御上的考慮。當然，在大殿和其他建筑的外圍修建圍墻或方形城堡的目的便更為明確，這種壁壘森嚴的防御設施的創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薩迦寺、夏魯寺在元朝的特殊政治與宗教上的地位所決定的。尤其是薩迦南寺高大堅固、厚重實用的城堡結構，顯示出這里曾經是經中央王朝授權的掌握著西藏行政大權的地方行政中心的地位。據 2005—2007 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與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合作，對薩迦南寺的羊馬城墻及護城河遺跡進行了清理發掘，清理了南寺東、南、西三面的羊馬墻和護城河壕溝及東面的兩座門址。發現羊馬城城墻與護城河壕溝環繞在薩迦南寺內城周圍，羊馬城墻直接修建在護城河壕溝內側之上，與高大的內城墻相配合，構成一套完整的立體防御系統 [10]。
（四）A 類型的寺院建筑在建設之中，均與內地中央王朝和內地建筑有一定的關系，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內地建筑樣式的影響，有些建筑部分可能還是內地工匠直接參與建設的。例如薩迦南寺外匝的方形城墻、角樓和女墻，以及城堡外面還繞建羊馬城和城濠等，“凡此皆是當時內地的筑城制度”[11]。另外薩迦北寺列朗殿檐下現存的斗拱結構，也是典型的元代建筑的做法。而以元皇室為施主的夏魯金殿，其佛堂布局的“品”字形結構，即正佛堂與東西配殿的布局格式、經堂柱距中心加寬并依次遞減的形制、大殿第二層與第三層的斗拱、梁架和歇山琉璃屋頂的木結構等，也都是內地形制。事實上，除了元朝修建的薩迦、夏魯等的重要寺院外，當時與內地來往較多的噶舉派也出現了類似的情形。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在其《西藏王臣記》里提到元朝時，噶舉派的仁嘉世襲大長官職務后，曾到過元大都京師，元世祖命他培修寺院，他有三個兒子，次子嘎鄧世襲大長官職位后，曾七次到元都，親謁元帝，“嘎鄧請來漢族的技巧工人，修建了中院房舍及屋脊寶頂金殿等。所有這些寺院房屋以及佛像供物等都修得十分美滿莊嚴”[12]。
（五）雙層托木發展成為柱頭托木形制的主流，是此期托木有別于以前的鮮明特點，而此種演變的出現當始于薩迦教派大規模修建寺院之時。薩迦派寺院此前所使用的托木，其上層下緣前端短促的弧線之后的多曲弧線，開始有規律的演變成兩類紋飾 ：第一種紋飾前端有短促的雙曲弧線，后面飾兩組云頭，兩組云頭之間又有半個云頭縮進，如薩迦北寺列朗殿內年代較晚的托木，另外作此托木紋飾者還有薩迦北寺的宣旺確康、夏魯寺大殿上層和昌珠寺大殿內回廊外側的柱頭所沿用。第二種紋飾圖案要比第一種簡略，前端曲線后面只作出兩組云頭，例如薩迦南寺康薩欽莫大殿內的托木 [13]。
參考文獻
[1] 《薩迦世系史》記載 ： ……次年，本欽釋迦桑波為薩迦大殿奠基動工，調動十三萬戶之民眾擔任工役。后來本欽貢噶桑波繼續修建，完成了薩迦大殿的全部
工程。此外還修建了仁欽崗拉章、拉康拉章、都卻拉康。”見《薩迦世系史》，陳慶英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147 頁。
[2] 張建林著，西藏薩迦寺考古發掘與調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2008 北京國際藏學332
藏式建筑藝術
討論會《論文提要集》（漢文版），2008 年，179 頁。
[3] 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古格故城（上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315 頁。
[4] 同上，第 316 頁。
[5] 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所編的《古格故城》中說 ：在防御戰中，總指揮部門居于山頂是再合適不過，“北面扇面開闊地上橫攔以墻，構成北側外圍防線 ；那布溝以東土峁上設置碉堡和防衛墻，與土山東側相呼應 ；土山北側坡地上分層筑防衛墻及碉堡，層層把關。碉堡、防衛墻、暗道相互勾通，連接，較好地解決了兵員輸送調遣的問題。”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古格故城（上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316 頁。
[6] 古格王國地處西藏西部邊陲，其東部是雅魯藏布江流域的衛藏地區，由于與衛藏相距甚遠，在古格王國長達 700 年的歷史中，沒有受到過來自東面的威脅，但就西部的小環境而言，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古格王國的北、西兩面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喀什噶爾、克什米爾 ；南、東南面為宗教變化紛雜的印度、尼泊爾 ；西鄰的拉達克雖然宗教文化同宗，民族同祖，血脈同系，但拉達克王國一直對古格王國懷有野心 ；如此，古格王國的北、西、南三面已然形成一個威脅圈。據西方學者的研究，1337—1338 年之間，印度穆罕默德?土格魯克自德里率十萬大軍入侵喜馬拉雅山西段，在山地遭遇激烈抗擊，并以全軍覆沒而告終。1532—1534 年之間，喀什噶爾的蘇爾丹賽伊特曾派遣梅薩海達進軍拉達克與阿里地區，不久被逐出。（英）海格《劍橋印度史》第三卷，倫敦，1982 年，轉引自西藏文物管理委員會編，古格故城（上卷），文物出版社，1991 年，315 頁。15 世紀以后，對于古格王國而言，較大的危險更來自其同宗兄弟國拉達克，兩國之間在 15 世紀初、16世紀末先后發生過戰事，雖然中間一度有過和親，但最終古格王國的滅亡還是因為 1630 年拉達克軍隊的圍困與入侵。
[7] 何強著，夏魯寺的建筑與壁畫，《南方民族考古》（4），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1 年版。
[8] 蒲文成著，甘青藏傳佛教寺院，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9] 宿白著，西藏日喀則那塘寺調查記，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120 ～ 121 頁。
[10] 張建林著，西藏薩迦寺考古發掘與調查，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2008 北京國際藏學討論會《論文提要集》（漢文版），2008 年 10 月，179 頁。
[11]宿白著，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 年版，194 頁。
[12] 阿旺?羅桑嘉措著，郭和卿譯注，西藏王臣記，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333
明輪藏式建筑研究論文集
104 ～ 105 頁。
[13] 宿白著，西藏寺廟建筑分期試論，《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 年，
195 頁。
作者單位 ：張亞莎，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和社會學學院教授。
? 《西藏大學學報》，2009.02，第 44—52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