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北民族學院民研所王興先同志在青海互助縣，對土族流傳的格薩爾王傳，作了比較具體的調查，他記錄了土族說唱的《格薩爾王傳》。土族語言與藏語不同。他們說唱《格薩爾》，敘說用土族語言，唱詞用藏族語言。因此他們流傳的《格薩爾王傳》，不是獨立創作的，是從藏語移植翻譯過去的。他們對格薩爾王的嶺國，是由藏語音譯過去的，把“嶺國”他們叫作sa chaǒ ling，把藏語gling字，音譯作ling，未作lang。足見移植過去的讀音，不是lang，而是ling。土族一般認為是吐谷渾的后裔，在被藏族擊敗后，一直到現在，生活在藏族環圍的地區，仍然保持著母語。格薩爾王傳是由藏族接受過去的。轉譯的時候，也肯定1lng字的讀音是ling，而不是lang。當時的安多藏語gling一定是讀作ling，這樣土族的移植才能譯成1ing的讀音。這也可以說明，在安多地區，起初的一段時間，接受藏族統治學習藏語，gling字的讀音是ling。把gling字讀作1ang音，是以后的音變，而不是一開始，就把g1ing字讀作lang。不然的話，為什么土族從安多地區接受過去的gling字的讀音，仍讀成ling而不讀lang呢?安多地區最初讀gling為1ing，沒有音變為lang，這是不言而喻的事。

由以上具體事實看，安多地區把gling字讀成lang字，發生音變，是在唃廝啰時代以后，即1015年以后，不是唃廝啰以前。我們把陵溫篯逋的陵,認為是gling的音譯，是有根據的。不如吳均先生所說的，liag字以前即讀音為lang。

我們現在再附帶談一下格薩爾問題。

藏族歷史家對《格薩爾王傳》中的格薩爾出生時代問題，曾進行過論述。

十七世紀上半期的第四代班禪經師洛桑促爾辰在他的《印度八大法王傳》中說：“格薩爾后于朗達瑪，先于阿底峽尊者。”朗達瑪死于公元842年(或846年)，阿底峽死于公元1054年。他的意思是說格薩爾出生于公元842年－－1054年之間。

十八世紀的蒙古族藏史著名學者益希班覺爾在他的《答問》一文中說：“格薩爾王的時代并不太早”。他說的時間雖不確定，但他似乎對于七世紀、八世紀等說法，不大同意。

安多歷史學家丹巴饒杰1865年成書的《安多政教史》中說：“他(指格薩爾)的生年有庚子和癸己兩說，但無論如何屬于第一甲子。”藏族第一甲子是從1027丁卯年開始的。庚子是公元1053年，癸子是公元1060年，都是十一世紀，是在唃廝啰1015年建國以后。

以上三個人都認為格薩爾時代并不太早，有的舉出具體時間是寸一世紀，格薩爾故事流傳，當然也在十一世紀以后。十一世紀以后藏文著作中提到嶺格薩爾，只見到《朗氏宗譜》《靈犀寶卷》與《西藏王臣記》。《朗氏宗譜》，一般疑為是十五世紀以后的著作，《西藏王臣記》成書于十七世紀上半期。由此可以推測《格薩爾王傳》這部史詩的成書或者說唱時代，也不能太早。早期提到格薩爾未提嶺格薩爾。這兩部書才提到嶺格薩爾，可能是聽到了《格薩爾王傳》的說唱，或者看到了《格薩爾王傳》的書面材料以后。以前未提到嶺格薩爾，因為尚無說唱或書面本子。藏族有大部頭的文史著作，都在十四、十五世紀以后，以前很少有這種現象。現在見到了《格薩爾王傳》的分章本，我們認為是較早的本子，都似乎是十五世紀或者稍后的作品，找不到再前一些的本子，也給我們說明《嶺格薩爾王傳》時代不太早。

藏族歷史學家丹巴饒杰說格薩爾是十一世紀的人，與唃廝啰的時代最為接近，宋史又稱唃廝啰為“陵屬篯逋”，所以我有這樣一個初步的聯系，傾向于《格薩爾王傳》中的格薩爾，可能是以唃廝啰為基本素材，把一些故事加在他身上編寫而成的。唃廝啰只是最初的影子，藝術的創作，影子只是一個提示，最多是一個雛形，最初的分章本情節比較簡單，只有三五件大事。以后分部本可能更吸收吐蕃王朝南征北戰開疆拓土的龐大功績，和其它神話烘托，加工渲染，其本上，現在看來，是說唱家，寫作者用浪漫手法，戛戛獨造者多于原來的影子，所以我們認為不像是歷史演義，而是偏于神話故事之類的作品。正如藏史學家益希班覺爾所說的：“格薩爾雖然實有其人，但《格薩爾王傳》中的格薩爾，則是根據歷史上的人物，而作了添枝加葉的演義夸張，已經不是原來的真面目了。”我在我寫的《格薩爾王傳中的格薩爾》一文的結尾也曾說過：“文藝創作的一般方式，即使有一個人作模特兒，也不是只寫一個人，而是東取一點，西取一點，用許多人的情節來寫一個人，甚至用許多不是人所能做到的情節，如妖魔鬼怪，神通變化等等。應當肯定《格薩爾王傳》就是這樣被藏族人民創作出來。這是與漢族《西游記》、《封神演義》同一模式的作品，極富于浪漫色彩。”

附帶再說一下格薩爾一名的由來。格薩爾一詞是從哪里來的，研究的人是很多的了，就我來說，以前只舉過《王窗柱誥》(1kar chems ka khal ma)、《五部遺教》(1hangyigsdc lnga)、《嘛呢全集)(ma ni bkay，vbum)、《蓮花生遺教》(pad ma ka thang)，《米拉日巴歌集》(mi la ras pari mgur vbum)、《拉達克王統記》(1a tag gi rgyal tabs)、《西藏王統記》(bod kyi rgyal rabs gsal? bvi me long)以及洛桑促爾辰的《印度八大法王傳》。益希班覺爾的《答問》、丹巴饒杰的《安多政教史》。其中只有洛桑促爾辰、益希班覺爾、丹巴饒杰三人所說的格薩爾，肯定是指的嶺格薩爾，其余書中指的不是嶺格薩爾。同時在時間上，只有《西藏王統記》一書有具體的時間為1388年，為十四世紀末期外，其它幾本書，時間都定不下來，都有偽托的跡象，至多也不過十四世紀的東西。

最近幾年內，又發現了不少藏文典籍中記載有格薩爾這一名詞。比較時間可以肯定較早的是黃顥同志的《藏史書中的格薩爾》而且所引用的《于闐國授記》中的沖·格薩爾phrom ge sar。這本《于闐國授記》的藏文原文，是埃瑪瑞克所輯譯的。這本書中有“于闐國王畢贊雅桑格瑪的王妃是沖·格薩爾之女。”云云。但在藏文大藏經中所收的《于闐國授記》中，卻無此語，不知埃瑪瑞克，是從何處輯入的。十六世紀祖拉巴沃所著的《智者喜筵》中有沖格薩爾的記載，但此沖字為khrom字，而《于闐國授記》的沖，藏文卻作phrom字，兩個字，藏文同音異形。

另一敦煌石窟發現的藏文卷子中發現了《文殊師利根本續》一書，是甘珠爾中所收的《文殊師利根本續》的異本。與原本對勘時，原本te ni seng ge lnga zhas bga phamnas，異本為ge sar shas 1yaba lnga pham nas；原本的意思是“戰勝了五個雄獅”，異本則為“戰勝了五個格薩爾”。原本另一處有seng ge rgral po一句，與此句相對的異本則作ge sar rgral po，又原本有一處seng ge zhas bya ba。(名雄獅)，異本相對處為ge sar btags pa(命名格薩爾)。《文殊根本讀》，是一部密宗典籍，其中有許多預言。是八世紀譯成藏文的，這部異本，似乎是擬作，譯者是達摩多斯羅，文義是用以贊美一個雪山君王的功績的。這個君王，居然戰敗了五個格薩爾。似乎在影射西藏的某一個贊普，或者暗指尺松德贊，不知是否用藏文寫成，而偽托是翻譯成書。達摩多斯羅是八九世紀之間的人，這奉書的時間是九世紀以前的翻譯或著作。我們見到格薩爾名稱，而可信的時代為九世紀以前的,只有此書。據此推論，我們可以肯定格薩爾這一名稱的流傳，是在九世紀以前；使人奇怪的是，原本《文殊根本讀》未見格薩爾一名的出現，異本則出現了格薩爾這二名稱，而兩相對照起來，如上所舉，原本的雄獅，異本卻作格薩爾，似乎格薩爾與雄獅，都是一國君王的代稱，原本稱為雄獅王，異本則作格薩爾王。在藏文大藏經的《于闌國授記》一書中，提到的于闐君王，多數以雄獅命名。似此，格薩爾王與雄獅王的名稱，應是來自外族。格薩爾王是否就是愷撒一名的東傳，前人如中國的韓儒林在1935年即提出這類意見，國外也有人曾這樣認定，如石泰安先生。我以前曾認為是過于附會。現在這個問題可再行研究。總之格薩爾已有可能是外來語。雄獅王亦應是外來語，不知是否為于闐君王的慣稱，于闐國王多半以雄獅命名。大概格薩爾王與雄獅王均指能爭善戰的君王，兩個名稱用習慣了，就成為同義語，作了英雄君王的慣用語，格薩爾同時就出現了五個。

異本《文殊根本讀》中出現了五個格薩爾，足見他不是《格薩爾王傳》中所描寫的格薩爾，有人把格薩爾與嶺格薩爾分開，這是符合事實的意見，嶺格薩爾一詞出現較晚，出現在大概是明代著作中的《朗氏宗譜》中，可能是最早吧!接著又載入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藏族作家或民間藝人，根據傳說中的格薩爾這一名王稱號，把他加在自己民族英雄的身上，而這個民族英雄的名稱與格薩爾讀音相近的，即是喃廝噦的讀音，因而借用了格薩爾這一名稱，塑造嶺格薩爾這樣一個戰斗英雄的故事，這或者是格薩爾長篇史詩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