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長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其中的主人公是格薩爾王，他所屬的國家，號稱為gling。這個gling字的藏文，現在有三個讀音，衛藏方言讀作ling，我們譯作漢音時作“嶺”。康方言讀作lin，一般譯成漢文作“林”。安多方言讀作1ang，相當于漢文“郎”字的讀音。現在我們對于gling讀作“林”這一問題且不去說它，只企圖初步探討一下，gling字在安多方言中，何時音變讀成lang，為什么來談此問題？原因是這樣：

我在1979年曾寫了一篇不成熟的短文，其中提到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中的格薩爾，是否是寫歷史人物問題，我認為唃廝啰可能是寫史詩時最初的影子。我主要的一點依據，是宋史吐蕃傳中說唃廝啰為“欺南陵溫篯逋”，我當時曾這樣解釋這句話，認為“欺南”是藏文khri的漢文音譯，“陵”是藏文gling字的漢文音譯，“篯逋”是贊普的漢字異文，宋史也說：“篯逋即贊普也”，因此它是藏文btsan po的漢文音譯。“溫”字是藏文ba vi的合音，是“人的”的意思，欺南khri是藏族贊普名號前常用的尊稱，是表示在王位者的尊稱。“陵溫篯逋”意思是陵人的贊普，即陵國的君王。在格薩爾王傳藏文《安定三界》一部中，有Glingbavidpon ?po一語，gling bari即是陵溫，dpon ?po是君王的意思，與篯逋同義。全句的意思是陵溫君王，與“陵溫篯逋”同一意義。我們現在把格薩爾王的國家ling字。譯成嶺字，與宋史的陵字，是同音異字，在漢文中陵也是嶺的意思。ling字音譯成漢文的嶺字，是依據衛藏方言的讀音譯出的。

吳均先生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安多方言，gling讀字lang而不讀ling，不能以gling字的lang與宋史的陵(1ing)相提并論。因為唃廝啰的吐蕃王朝，是建立在安木多地區的西寧。因此，吳均先生與我發生了對gling字讀音的分歧。

我也知道，ling字在安多現在的藏語方言中，確實是讀lang而不讀ling。但是安多地區的居民，接受吐蕃王朝的統治，迫使當地居民(當時肯定不是藏族，或者是吐谷渾族，或者是其它羌族、與藏族不同的民族)學習藏語、藏文，以后逐漸藏化時，gling字是讀liag呢，或者讀lang?我以為非藏語的民族學習非母語的藏語、藏文，應當是以衛藏方言的讀音來進行學習，ling字的lng韻，不能讀作ang韻。因為i韻與a韻是有分別的，不能混淆。把gling(1ing)讀成lang與glang(1ang)就無分別了。藏文造字之初不能這樣。現在安多方言gling字讀成lang字與glang字無別，應當是以后的音變，而不能是學習藏語、藏文之初，即讀gling作glang。吐蕃擊滅吐谷渾，是在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70年。吐蕃占領現在的西寧，是在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安多地區原有的居民接受藏族統治是在這個時期以后，改母語學藏語，也應在這一時期以后。學習藏語還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而由762年占領西寧時起，到唃廝啰建國的1015年，才三百多年，在學習藏語、完全藏語化時期，gling字讀glang似無可能。但由1015年到現在，卻已有近千年的漫長時間，gling字逐漸音變成glang字，ing韻與ang韻已無區別的混合起來，可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一千年比二百年時間究竟長得多。前兩百年拋棄母語，改學和熟練運用藏語，已經是很可觀了。這是我們對于時間長短，來理解這個音變問題。當然是一種推測，這種推測是不是較近于情理呢，我們可以深入研究。

除時間的長短而外，我們再看一看，有沒有具體的事例來說明這一問題?現在安多藏語方言，翻譯“北京”這一名詞時，用的是pe jin，“京”字譯作jin，京字漢文的ing韻，音變為in韻，而衛藏方言卻把北京譯作pe jing，京字保存了漢文讀音的jing。為什么安多方言不譯作jing呢?因為按照安多方言的讀音，jing與gling字的讀法一樣，jing讀成jang了。這表明安多方言，ing韻已消失，ing韻讀不出來，只好用in代替，不用ing來翻譯。但以前，或可以推測在宋代以前，尚能讀出ing韻。我們舉兩個例子。

在敦煌千佛洞，曾發現漢藏對音的千字文殘卷。日本羽田亨在他寫的《敦煌遺書漢蕃對音千字文殘卷敘述》中曾說：“這個對音的時代雖難確定，不過從寫作的字體來看，不能否認它跟敦煌石窟所發現的其它五代、宋的寫作風格迥異，于抽劣之間，猶不可掩唐代的筆致，那末這上面的漢音，也許是當吐蕃占據隴右時代，其人民為習讀漢字的便利而附記上去的。如果這個假設不錯，那末，這種文體所表現的讀音，應該是唐代中國西部的正確字音。”羅常培在他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也說：“比較起來看，自然還是敦煌石窟所發現的那一些漢藏對音的寫本更可貴一點。因為這些寫本，原來是為吐蕃入學漢語用的，大致可以斷定他們所代表的是唐五代時候，流行于西北的一部方音”。并說：“照我的看法羽田亨的假說是可以承認的”。

羽田亨與羅常培論定了這本漢藏對音千字文的產生時代和這本書流行的地區。即時代是唐五代時代，地區是吐蕃占據隴右這個地區，即安多地區。這本漢藏語文對音的千字文，產生于此時此地。

千字文中的“凌”字藏文注為1ing，與衛藏方言讀音相同，是用lng韻。蒸字注為jing，也與衛藏方言讀音相同，是用ing韻。只是聲母zh作j，這是聲母的關系，不是韻母。當時安多藏語有ing韻，不像現在安多藏語只有in韻，而無ing韻。現在安多藏語方言無ing韻，卻有in韻，所以現在把北京譯作bci jin，而不譯作bei jng。

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藏文寫本pt．448號，用藏文音譯漢文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約為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763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之間，是當時沙州(今敦煌)一帶的方音，與《千字文》的時間和地區差不多是一致的。經中不增不減的“增”字，藏文譯作tsing。增字的譯法與“凌”字在千字文中的譯法一樣，是用的ing韻。

另外，在十世紀初，記有時間的《開蒙要訓》一書，也有漢藏對音。與陵字同音的漢字令、軨，注音為lieng，也不注為lang，而榔、狼、螂等漢字則注有lang，lang與lieng有區別。這本《開蒙要訓》的具體時代，有明確的記載，為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為929年，此年距唃廝啰的1015年，僅八十幾年，令、轉注為lieng與ling也無大的顯著變化。

我們再舉一例，即是西寧與zi ling的對音。西寧唐為鄯州，唃廝啰時代稱青唐，是唃廝啰的首都。西寧設州，是唃廝啰王朝統一于宋代時期，是在唃廝啰后，具體時間是北宋徽宗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西寧藏文作zi ling，是漢文西寧的藏文音譯。這個寧字，仍譯ling，表明當時即ling仍然有ing韻存在，而未譯作in韻。足見當時ing韻并未消失。如果，zi ling是原來藏文名稱，漢文是從藏文音譯作西寧，這更足以說明當時的安多藏語ling未讀作lang，如gling未讀作lang一樣，所以漢譯音作ning，仍從ing韻，而未從ang韻，這時去唃廝啰建國的1015年，已有幾十年的時間了。這一時間，ling字并未音變為lang字，ing韻并未變為ang韻。